我在农村插队的日子（3）～献给知青下乡五十周年
.01.08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转载先生十年前写的一篇回忆录，仅以此纪念我们不再的青春。
寂静的纪念（连载之三）
作者：李大光
八、雪亮的镰刀雪白的筋
糜子是当地重要的农作物，糜子米不仅可以炸制那令人向往的世界上最好吃的油糕，而且煮出来的粥也非常好吃，黏糊糊的，我总是认为：那种粥一碗顶小米粥两碗。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偷队里的粮食也都是尽可能偷糜子米。
一天下午，队里开会，好像是学毛主席语录或者最高指示。突然起风，内蒙古的风是非常厉害的。人们都说：内蒙古一年只刮两次风，每次刮半年。风夹带着沙子打着窗户纸沙沙的响。队长说：不能学习了，我们得去抢收糜子。糜子在成熟的时候，麦穗沉甸甸的，低垂着，大风一刮，米粒都会洒落，自然会减产。大家蜂拥而出，回家拿起镰刀就奔糜子地。我是最不喜欢割地的。我是典型的男人，有当地话为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女人坐月子，男人割麦子。但是为了工分，还是要割的。我的镰刀非常锋利，那时没有铅笔，如果有的话，削铅笔绝对没有问题。
割地时女人的速度一般比男人快，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队有一个女人，割地速度奇快。据说她一天可以割一亩多地。我大概也就是她割地量的一半。那时工分是按时间计算的，而不是按工作量计算。她的割地速度大家都知道，所以她的割地总是按整工计算。她会低下腰割一阵子，然后把镰刀夹在左胳肢窝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瓜子磕一阵，看到后面的人赶上来了，她又弯腰一通猛割。我曾经仔细的观察过她的割地动作，实在不明白她怎么就那么快。
割地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浑身的劲使不上，远远不如挥锹挖渠那么过瘾。看到糜子在大风里点头哈腰的，心里紧张，把自己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割了一会，看到那个女人左胳肢窝里夹着镰刀，腾出两只手在嗑瓜子，心里就纳闷，这是抢收啊！
割麦子要从右到左一般割5-6行，有人能割十几行。速度与麦子的长势有关，如果麦子长势好，你割不了几把就够了一捆，你打捆的次数就比较多，速度自然就要慢些。我后来到了乌拉特前旗，盐碱地里的麦子我一天能割好几亩，就是因为麦子周围的芦苇长得比麦子好，一亩地的麦子割不了几捆。
我本来割地的速度就不行，镰刀使用得也不熟练，抢收就更有点慌。打捆的时候我把镰刀夹在左腋下，胳膊一松，镰刀掉到地上。我把捆好的糜子放下，在拿镰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镰刀的位置，拿起就走，镰刀锋利的刀锋一下就切进我的右后脚脖子，大筋突出的地方。剧痛使我忍不住大叫一声，随即用手紧紧压住切开的刀口。我的同学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手绢。我偷偷的用手掀开切开的厚皮看了一下，雪白的脚筋露了出来。我赶紧用手绢紧紧的包扎住伤口，一瘸一拐的回到住处。没有任何人过问我的伤情，没有任何人来医院去。大风把人们的身影掩盖了，粮食是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搭乘了队里一辆进城的驴车到了大队医务所。那个女医生看了以后问为何当时不送来，如果当时送来马上进行缝合大约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现在只能进行消毒，慢慢让它自己愈合。
我在养伤的日子里才真正的明白了希特勒用关禁闭的方法折磨俘虏这一招的有效。每天早晨，大家都去上工了，屋子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只有坐在炕上熬过那漫长的时间，等待大家的回来。屋子里除了毛主席语录，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没有任何可以阅读的东西。地上的水缸，冷冷的炉灶，墙角偶尔穿过的老鼠，院子里时不时的鸡叫和狗叫。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是冷冷的，世界是凝固的，时间是默默的，大脑是空白的，生命离我是那么遥远。我在镇上掏粪遭白眼，挖大渠时的饥饿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远不如寂寞的折磨带来的痛苦。自杀，这个可怕的字眼第一次闪过我的脑海。
那时，我们四个男知青还住在老乡家里。一个炕上挤了我们5个男人。我挨着老汉睡。老汉睡觉的时候将一个夜壶放在我们两个脑袋之间的位置。半夜，他会爬起来，披着被子在炕上对着夜壶撒尿，然后，将夜壶仍然放在那个位置。夜壶温温的、散发着味道。当白天干活很累的时候，我不会醒来。但是，当我一个人在家养伤的时候，我就睡觉。晚上，那哗哗的撒尿声和阵阵的臊味，让我很久很久不能入睡。
每两天我就要去大队的医务所换一次药。给我换药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是医生还是护士，或者是赤脚医生。但是，她长得很好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她。想她转身的时候，那圆圆的臀部和细细的腰，怎么那么好看呢？每次换药成了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以至于我的伤好的时候，我还希望能有其他机会去医务所。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百无聊赖的生活就会自己找事。我学会了吸烟。烟卷是买不起的。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烟好像是太阳烟，两毛钱一盒。我一个工只够买四盒烟。我就到镇上去买烟叶。我记得3-4元可以买一小捆回来。我到队上要点报纸。队上只有一份《人民日报》，一般没有人看，主要是基本没有识字的人。队长是个地道的文盲，但是，报纸一般都给他。他就用来抽烟或者干点什么别的。但是，一般舍不得用来擦屁股。我们擦屁股都是用土坷垃。那时已经十分习惯。后来回城用手纸擦屁股，在很长时间内总觉得不对劲。
报纸拿回来以后，就裁成条条，将烟叶搓成细末，卷成长长的烟卷，用浆糊粘好后，用菜刀剁成香烟长度，然后用一根鞋带捆好，装在书包里。遇到熟人，我就拿出一棵，像真正的吸烟人一样，客气的请人家吸烟。真正让我羡慕的还是老乡们吸的板烟。烟袋是用羊小腿上的骨头做成的，羊腿骨取下以后煮熟，肉剔掉吃光，骨髓吸光，关节的地方打一个洞，把一个手枪子弹壳从中间截断，底帽去掉，安进小洞。在较细的一端用小铜管安一个烟嘴。板烟是一种似乎带油的很细的烟末，每一块都压制成肥皂那么大。我认为它带油，是因为包装纸永远是油乎乎的。吸烟的时候，点燃煤油灯，盘腿坐到炕上，慢条斯理的将烟末捻成小球，塞进小烟锅，对着油灯滋一口吸完，然后烟袋一转对着门后或者老婆批准的地方，噗的一声就将吸过的烟球准确的喷出。然后再来一锅。不同的烟瘾，吸的时间也是不同的。这种板烟，在当地被称为一口香。吸一口香的一般不吸太阳，当然更不吸我的自制卷烟。我曾经无数次的贪婪的看着他们一边慢条斯理的吸烟，一边和我聊天的样子。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得意的人。但是，没有人让我吸一口香。我只好掏出自己的烟，瘪着腮帮子狠吸自己的卷烟。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的时候，爸爸让我坐到他的对面，给我倒了一杯酒，然后递给我一棵烟。他把我当成大人了。我看了看烟，似乎是前门。爸爸看了我熟练的吸烟动作，问道：在那个地方吸烟？我点点头。他没有说话。花生米就二锅头，那时真的是美得没法说。
我当时没有告诉爸爸我的脚筋差一点被割断，像老乡告诉我的，脑袋差一点耷拉下来，永远也抬不起来。我也没有马上告诉爸爸，我曾经在粜粮回来的路上，马车惊了，辕马一蹄子将我踢下车，我在路中央打滚多达10分钟，右肋巴骨疼了好几天。我也没有告诉爸爸我在饥饿难耐的时候是靠喝水糊弄肚子的。18岁的我，那时似乎已经到了38岁。
脚筋在大约一个月以后才好。在随后的10年时间内，走路时间超过半小时，就疼得难以忍受。现在那个刀疤仍然是突出的。在回城很久以后，我坐在椅子上10多分钟就腰疼的站不起来，需要别人搀扶才能够起来。
九、飞锹
回头想一想，我几乎把内蒙古农村的所有的活都干过了。耕地、种地、割地、看守场院、放羊、放马、赶大车、脱坯、挖渠……。但是，最让我感到可以一吹的是飞锹。
农村的盖房子是最能体现农民之间的亲密互助关系的。无论关系怎样，只要谁家打算盖房子就一定会尽力帮助的。当然，亲戚之间不会要工分，但是如果请别人，就需要给工分，一般会比队上给的工分高一些。
村里有家是两个光棍组成的家庭。父亲在老婆死后一直未婚，儿子一直找不到媳妇。他们家的房子已经不行了，必须再盖一个。在农村，盖房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准备很多吃的喝的，因为你要请很多人。备料就更不要说了。后套地区那时的房子分全生、全熟、穿鞋戴帽、外熟里生几种。全部使用土坷垃或者土坯盖得房称为全生。全部使用烧好的砖称为全熟。房顶和房基部分使用砖是穿鞋戴帽。而外面使用砖里面使用土坯的称为外熟里生。大多数人盖不起有砖的房子，都是使用土坯盖房。土坯盖房虽然便宜，但是，每年都需要修理一次，主要是抹房顶，过几年就要抹墙。土坯房无法抵御盐碱地对房基的腐蚀，几年以后，房子底部就土坯脱落、变薄。这时就要再盖一间了。如果使用砖就要好得多，房子的寿命就长得多。我不记得有人富裕到能够用砖盖房。
盖房要先将挑选好的地方平整后垫起大约半米的地基，然后请人打夯，将地基夯结实，然后砌墙。他们请我去给他们盖房的时候是地基的事情已经结束，开始砌墙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上工时，我要打好一口井。后套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地区，地下水很丰富。我第二天早晨4点就去了，在黑暗中，我找到他们告诉我的地方，就开始挖，到他们陆续来开始上工的时候，我已经将一个直径约5米，深3米的井打好了。等我开始往外爬的时候，水已经可以没膝盖了。这水是用来盖房的，如果要饮用还要掏一大笔钱添置其他设备。
我愿意给别人盖房不完全是为了挣工分，更多的是盼望可以管够吃饭。世界上没有比管够吃更让人向往的事情了。我一边挖井，一边想早饭和中饭能给我吃什么。油糕？不太可能。面条？不顶用吧？干这么重的活？
他们看了看我挖的井，没说什么，就开始干活了。宋朴成来当师傅。我和房主儿子当小工。头一天和好闷好的带碎草的泥一大堆，在开始干活前要再和一下。等我和好泥以后，宋朴成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工具，划好了线。
大约8点多，开早饭了。炕上放着一个笼屉，上面是花卷，然后是稀粥咸菜。我饿得一点劲都没有，坐下就吃。想起婚礼上我破纪录带来的不良后果，我故意慢慢的吃，速度基本上3、4口一个花卷，然后一碗粥。一会儿一个笼屉就空了，再换一个，很快就又空了。我意识到这样会毁了大事，赶紧打住。又从缸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就出去干活了。
随着墙越来越高，供泥越来越困难。一开始还可以将锹甩直，把泥送到宋朴成的脚下，他将泥大致摊平，再将土坯立着一块一块砌好。当锹甩直也够不到的时候，宋朴成说：飞锹！我楞了半天不知道飞锹是什么。房主的儿子过来说，看看，看看！他铲起一锹泥，嗖的一下，那锹脱手而出，平着飞到宋朴成的手边，他抓住铁锹把，顺势就将泥倒在墙上，然后顺手就将锹扔了下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
我也铲起一锹泥，学着他的样子，贴着墙，平端着锹，使劲向上一扔，锹在空中翻了一个身，泥几乎全部扣在我的身上。宋朴成没有说话，就是看着我。递土坯的在那边也不说话。我是知青，如果换了队上的人，早就挨骂了。
我又铲起一锹泥，仔细琢磨了一下，扔了上去，这次泥没有掉下来，但是，差一点甩到宋朴成的身上，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将随处的泥巴整理了一下，将锹丢给了我。
大约这样的飞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可以将锹平平的扔到他的身边，他正好抓住锹把，顺势将泥巴倒在墙上，顺手就扔下来。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失误的时候了。现在想起来，这种活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装满了泥的大锹，至少也有10多斤吧，我竟然可以将其平平的、准确的扔到蹲在高高的墙上的人手边。这锹飞的要恰如其分，分毫不差，泥不能掉下来，锹也不能翻转，更不能碰到砌墙的人。我估计，现在会这种技术的人可能已经没有了。
十、清理阶级队伍
生活的艰辛使所有的知青都面临着选择。男生还凑合过得下去。很多男知青都在想办法更多的挣工分。女知青的生活则很难过。艰苦的生活环境给她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除了冰冷的井水，她们不可能经常洗澡，甚至根本就没有洗澡的可能。寒冷的冬天，井台上结了厚厚的冰，打水都是危险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很多水烧开洗澡了。我们男生冬天不洗澡，夏天挑一桶水，在院子里擦洗就行了。
一天，一个老乡跑到我们家里，神秘的说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好东西。我们跟着他来到一个倒塌的猪圈旁。他让我们低下头往猪圈里看。在几乎坍塌的猪圈顶上断裂的枝条上挂着几个厚厚的布带子。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满怀疑惑的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们说，那是女人用的月经带。然后告诉我们月经是怎么回事。尽管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是女人的秘密，这也是她们不得不将那些东西挂在那个地方晾晒的原因。现在想起来，这些女孩子，她们确实承受了比我们多得多的难言之苦。
繁重和艰苦的劳动使得她们开始自己找出路了。我在上工的路上看到一个女知青坐在一个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从我的身边闪过，她见到我，低下了头，两条腿尴尬的踢动着，头上扣着一个巨大的草帽。她是和我们一起到这个队插队的人。那个男人我认识，是我们旁边生产队的一个复转军人。这个人仍然穿着草绿色的军装，人长得很英俊，也很健壮。后来没有多久，这个女孩就搬到那个男人家里去了。后来，听说可以返城的时候，她也回城了。有人说她和那个男的离婚了，有的说根本就没结婚。但是，无论如何，那时她很长时间不需要再下地干活了。
还有一个女知青，也是我们队的。她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比如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或者读报纸等等。很快就被选为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当了官，就要经常去大队开会。干部是可以得到工分补助的。我记得她可以每年得到多个工分。大队长可以得到多个工分的补助呢。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她带领大家呼革命口号的情景。她在干活的时候也开始不卖力气了，因为即使她不好好干，也可以得到10分工的。她在用坷拉锤打坷垃（后套地区在冬季土地会板结，土会形成坷垃，开春灌水的时候也不容易泡开）的时候，她的腰是直的，把坷拉锤拿起又放下，根本就不使劲，完全在偷懒。她很快就失去了在最后剩下的两个女知青中的威信，变得很孤立。她就越来越勤的到大队去做事了。
我觉得当干部真好，不仅可以少干活，而且还有工分。开会多好啊，在屋子里，还可以在大队吃饭，据说是管够的。我非常羡慕，暗自下决心，一定想办法弄个官当当。
我也想做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从而引起大队领导的注意。我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负责过好几块黑板报，还练了一手不错的板书。我问队里要了一些白石灰，在队里办公室找到一个排笔，用桶将石灰调成可以书写的石灰水。踩着一个梯子就上了队里最显眼，面对篮球场的一个房子的后墙。当我把第一个毛主席语录写完的时候，我下了梯子，站在远处欣赏的时候，我发现了宋朴成也在村子口上看着我。
几天以后，我把差不多空着的，比较显眼的墙上都刷上了毛主席语录。
一天晚上，队里开会的时候，宋朴成说：知识青年来我们队，在墙上写上了很好看的字。唉，他不识字啊。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我不知道，但是感觉到来势凶猛。大队抽调部分可靠的人到大队参加这个工作。我接到了通知，马上到大队部报到。
大队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院子。很多空房子里关押了很多有问题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要被揪出来，被重新审查一通的人。我那时才18岁，根本就不懂得什么阶级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女知青，下乡的时候家里坚决反对，而且似乎家里还有困难，但是，她由于态度坚决，成为下乡典型。到了公社好像就一直在公社做事情，没怎么参加劳动。我在公社院子里看到她似乎很忙，总是抱着很多资料走来走去的。
我协助一个公社的干部进行阶级队伍的清理。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看那些地富反坏右的档案，从中发现问题，然后把他叫来，当面审问，发现问题就记录下来。我看到他们都是很老实的人，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和地主富农或者坏分子这样的称呼联系起来。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似乎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我没有被公社留下当干部，当然得到补助工分的事情也就没有了可能。我回到队里自己的住房，看着光光的炕和地上的水缸，我感到很失落。
没有多久，公社派来了一个干部，抓小队一级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我被任命为民兵队长。我高兴得要命。我马上将队里出身好，平时表现好，身体也好的年轻人都吸收到民兵队里来。当我在队里的大会上宣布我的决定的时候，被选中的人都高兴的不得了，而没有被选中的则找我，要求加入。
第二天早晨，我就叫大家集合，绕着队里的一块空地跑步。跑了几圈，停下来，我说一些纪律之类的话就解散。这样的活动坚持了一些日子。
公社干部要我对地主坏分子进行管制和进行强迫劳动。我就通知了队里唯一的一个地主分子张老六。他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平时少言寡语，真看不出他当年是剥削农民的地主。按照那个公社干部的要求，我要求他每天晚上在那个大粪堆上翻粪，一直到半夜12点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每晚我都要在队里的办公室里，过一会就对着那黑乎乎的粪堆的方向，大吼：张老六！在不在？他要回答：在！12点左右，我就喊：张老六，回家咯！但是，我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不是翻过粪或者翻过多少粪。
那次运动牵扯进不少人，其中至少有我非常熟悉曾经的房东和我非常喜欢的朋友王大庆。
房东是光棍，他和张老六老婆之间是有过男女关系的。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点事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每次来运动，都要把他们俩弄出来审问一通。这次又把他和张老六的老婆揪出来了。晚上，没有问题的老乡就把他弄到一个屋子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坐到炕上，对着干瘦的、低着头的房东问着各种问题，但是大多数问题都是围绕着他和张老六老婆之间的关系的。
你和张老六老婆咋闹呢么？老实交代！
这么多人，怎么好意思说呢？他抬起头，眨巴着眼睛。
那你咋好意思干呢？几个声音同时吼。
我分明看到大家贪婪的眼睛在盯着他，渴望能够听到男女之事的细节。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说。
最后，他由于拥有一条毛驴和一辆驴车，以及在房前屋后种树，而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毛驴和驴车都被没收了。房前屋后禁止种树。他根本就不会种地，我也不记得他后来是怎么生活的。
突然一天，这个公社干部把我叫到他住的屋子，对我说，他要召开批斗王大庆的会议，因为已经查明，他在他的老家甘肃民清县的时候成分是富农，而且还有反革命言论，而在这边报的成分是贫农。现在已经查清了他的问题。公社干部要求我在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把他从群众队伍里拉出来，押到会场的中间来，然后宣布他的罪行。
王大庆是给我们帮助最大的人。他那时是政治副队长。他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强壮。夏天，他穿着小背心的时候，浑身的肌肉一跳一跳的。他说的话与当地的人不一样，也是外来人，但是，他与几乎所有的人关系都特别好。在派系复杂的当地人中，他游刃有余。
在我们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建议我们自己养一头猪，养大了以后，可以改善伙食。如果我们仅靠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我们听了他的建议，凑钱买了一个并不是很小的猪，小猪虽然便宜，但是，我们没有养猪的经验，怕养不活。几个月以后，猪好不容易养到80多斤，我们就想把猪杀了改善伙食。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来帮助我们把猪杀了。他给我们用猪血脖炖了一锅大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那一顿饭真是让我们过足了瘾。
队里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要发羊毛。春毛适合用来捻毛钱织毛袜子，秋毛适合擀毡。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2斤左右的春毛。当地人很会处理春毛，织毛袜子。他们将羊毛摊到一个干净的席子上，用只有在沙土干旱地带生长的柔软的红柳枝轻轻的抽打，将厚厚的羊毛里夹杂的苍耳子和杂草以及细沙分离出来，然后，将松软的羊毛缠绕到一个类似弹弓的树杈上。另外，还要准备一个半尺左右的拨朗（木棒）。他们十分灵巧的将羊毛均匀的抻开，随着木棒的转动，就捻成了毛线。他们捻出的毛线粗细均匀，没有杂质，织好袜子后还在袜底缝上一块羊皮，然后穿上厚底的布鞋，寒冷的冬天就可以熬过去了。
我们捻毛钱的技术是王大庆传授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分到的羊毛就可能无偿的送给老乡了。当我们看着那一堆脏兮兮、散发着膻味的羊毛，无计可施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指导我们捻羊毛。我们都几乎在同时完成了捻毛钱，但是，织毛袜子又成了问题。人家女知青很快就织好了。我只好去求她们给我起针，学会了平针以后就开始织。到了后跟的地方，就又求女生给我织后跟，然后我再接着织。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要改成一针平针一针反针。到了封口的时候，只好再去求她们。织一双毛袜子要很长时间，因为我经常织错，错了就要拆了重来。当我把自己亲手织的毛袜子穿上以后，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然后，又如法炮制，织出第二双毛袜子。但是，袜子穿了没有多久就破了。这是因为，我捻的毛线粗细不均，细毛线部分就薄弱，很快就破了。
王大庆帮助我们度过了刚插队时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和他关系很好，我们都亲切的叫他大庆哥。现在，要我将自己的朋友从群众中拉出来，让他低头接受群众的大批判，受尽羞辱，我觉得很难做到。但是，我还是答应了。
晚上，当那个公社干部在队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会上宣布：将反革命分子王大庆押上来！的时候，我就过去将王大庆的脖领子抓住，推到会场中间。当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相遇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脸腾的红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为了当官而不顾一切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大庆哥，你原谅我吧！我在心里说。
当公社干部在宣布他的罪过的时候，他静静的听着。他突然大喊：你们搞错了！你们说的那个人叫王大清！他详细的将了那个人的情况，而且说那个王大清已经死了。那个公社干部楞了一下，他马上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压住了王大庆的陈述，然后告诉王大庆：你要老实交代！我们一定会搞清你的问题的！
第二天早晨，王大庆来到我们的屋子。我非常歉疚的对他说：大庆哥，真对不起！他说：我了解你。没事。他详细的对我们讲了那个叫王大清的事情，并且断言，那个公社干部肯定搞错了。以后，他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提起。当然，也没有人向他道歉。
王大庆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就和我们来往少了，也不再给我们出主意了。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自那以后，我也不太做那些政治的事情了。加上清理阶级队伍逐步结束，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听说王大庆在我们走后没有多久就死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他结实的背影，想起他为我们杀猪，想起他提醒我们记工分，想起他在被冤屈时那充满哀怨的眼睛，想起他几乎一贫如洗的家和他相依为命的那个温柔的老婆，想起他教给我如何粜粮时走跳板，想起他交给我如何巧妙的在车上绑紧麻包，想起他给我们炖肉却自己一口不吃，想起他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想起那一代不仅要为生计而整日劳作，还要遭受莫名其妙的政治上的折磨的农民，想起那个半夜将夜壶放在我的脸旁的河北房东，竟然因为自己的聪明和能干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是知识青年，毕竟还有回到城市的一天，但是，他们与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却要承受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
大庆哥，如果你在天有灵，我愿你能够听到我内心的忏悔。
今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40周年。与预料一样，这个日子是会被忽略的。但是，任何有思想的人，对历史还有一点记忆的人是会想到这个日子的，当然，这些人中不仅仅包括知识青年本身。
不会忘记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会发生一个人的声音使得万学生离开学校，离开父母，到寒冷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炎热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去与当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命运自那时起就被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和民族的知识传承被割断了。
记得在10多年以前进行的一次关于知青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这样问：你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知识青年下乡的错误，但是，那些出生在农村或者边疆的人，他们难道就不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抱怨吗？他们凭什么就应该在那里一辈子，你们凭什么就应该回城呢？这话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因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自己认为的好难道就是所有人认定的好吗？人来到世界上对他们的生命最具有意义就是维系他们情感世界的父母和他们熟悉的生活，他们对自由和他们认定的幸福的追求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的迁徙的自由同样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对人情感的人为的、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强力割裂行为都是违背了人这种权利的。今天，我们的城市中已经涌入大批的农村人，他们这种迁徙是为了争取自己所认为的幸福，同样，他们获得这种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既然这种城市生活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强令所有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里生活就是对的。因为，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判断应该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意志都应该得到尊重。对幸福的看法和追求同样是自由的。
这个道理，我们似乎到了今天才意识到，直至出现了孙志刚事件以后，我们的执政部门才意识到他们应该停止自己的行为了。但是，各种歧视仍然像瘟疫一样在我们社会中蔓延，他们的权利在被剥夺，他们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在受到践踏。
我们今天在不断的追求着GDP，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思想在退化。只有文化沉闷和对历史不再回顾和思考的民族才会这样。我经常在想，我们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我们对那些训导的话每一句都能听懂，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听懂了什么意思，却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们领悟到了意义却不知道代表了谁的意义。一个民族不会思考的时候就是悲剧产生的时候，一个忘却了历史的民族就一定会犯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一个对历史错误仅仅进行表态式的认错不能使整个民族警醒，一个没有警醒的民族就不会出现启蒙，没有文化启蒙的民族是不会进步的。
当年的知识青年仅仅只有十几岁，但是在衷心拥护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指引下，万人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自然原因导致的大迁徙。这些年轻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农民被剥夺了保护自己耕地的权利，父母们被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功能，爱孩子的权利，民族被剥夺了知道真相的权利。我们只能等待档案解密的那一天。
历史的痕迹无法抹掉。当年的知识青年仍然在承受着历史给他们留下的沉重负担。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人回城后接受了教育，生活稍微好一些以外，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婚姻、工作、住房等等都在很多年以后才得到某种程度上解决。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教育，由于时间的耽搁和青春的荒废，系统知识的接受已经没有了机会。他们默默的承受着社会评价体系对他们的歧视和漠视。当年响应号召所获得的并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和悲痛以及生活的艰辛，不响应号召的恰恰得到了今天的社会的认可。历史，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这些知识青年中的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艰苦生活给他们的身体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即使受到一些教育，由于机遇的不合适而并没有改变他们多少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承受对老三届、插过队的、没有文凭的、没上过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蔑称的侮辱，殊不知，他们其实是无辜的，他们中太多的人当年在中学的时候也是优等生，甚至是各种奖励的获得者。
在那样的艰苦岁月中，任何人也不可能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永远也不相信，今天在嘲笑那些人的人，他们当年如果获得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会毅然决然的放弃，而等待以后的光荣入学。其实，当时最光荣的恰恰不是上大学，而是当兵，而当兵才是有权利的人能够得到的机会，他们后来光荣很多。父辈的权力使得他们在后来能够不断获得各种机会，他们可以当兵、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当官、经商当大老板，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获得各种身份，适合任何时代的评判标准，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我们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谈论平等，我们在卑劣中谈论高尚，我们在不明真相中谈论我们应该怎样又不该怎样。我们就像一群被推下深坑的人，我们带着满身的伤痕互相指责最先爬出坑的人，却从不考虑谁是把我们退下坑的人。我们的民族有意思。
特殊的经历给那个时代特殊人留下了一些特殊品质。他们做事认真、勤奋、固执、坚强、坚韧，为了达到目的不计报酬，但是，同时也缺乏灵活和机敏与一些巧妙，因为灵活在他们眼中有时是偷懒的代名词。在学术领域工作的人比没有下过乡人更具有社会责任感，更强调成果的实用性，希望自己的成果对国家有益。这与一些获得了耀眼的学术地位后就享受贵族生活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相比，两者差距甚大。知识青年后来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一般在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他们刚走向社会就进入到社会最底层，他们对社会的感触不是教育可以获得的。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与媒体传播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们更能理解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后面隐藏的意义。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社会变化和相互矛盾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他们思维的冲击太大，以至于他们对说教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他们成熟的过早。
苦难的生活和当年的共同命运使得他们在30多年以后仍然经常聚集在一起。年轻时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年轻时的恶作剧、困难时的帮助使得他们结成终生的情感。这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换来的。他们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的一群。他们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是历史炼就的特殊群体。他们内心的情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毕竟社会还是在进步。在新年之际，集结号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替换了一贯的领导人眼中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式的战争思想。任何社会的进步，除了领导人的雄才伟略，还有个人的牺牲。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民的牺牲，哪里有真正的社会进步呢？
何时对公民的贡献有公正的承认？何时对历史有公正的讨论？何时寂静的纪念可以变成理性思索的纪念？没有这些纪念，我们真的是在进步吗？
让我们养好伤，继续我们的聚会，抚育我们的后代，静静的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尽管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希望。
年1月30日星期三赴云南昆明调查途中，写于云南宝善宾馆。
待续
郭利华
我行我素，做最好的自己。